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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吳大猷的〈物理學在中國萌芽階段〉一文中,首先強調了「物理學」在中國難以推行的原因,在於中學學生未有高級教育的科學訓練,以及教材的語言並沒有中文,再來提到了中國不應該像美國以學習通識教育(liberale ducation)為主,
與梅貽琦〈大學一解〉提到的觀念恰巧相反,吳大猷認為這樣許多「有心份子」會避免那些難的功課,而去選一些較易唸的「營養學分」。為了迎合某種時髦或偏頗的意見,而做決策性的決定或改變,是讓人十分詬病的。

《追求卓越:中央研究院八十年》裡先提到了中研院成立與發展的歷史,以及台灣跟中國的工作人員數量素質差異,接著講到了中研院當時經費不足,楊杏佛、蔡元培只擇四大研究機構:1.理化實業研究所2.地質調查所3.社會科學研究所4.觀象台,蔡元培專任院長後,聘請了傅斯年擔任心理所所長(也為史語所所長),而在傅斯年的〈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內提及了,中國語言、歷史學很早便已發達,但如此的成就到了明清,研究卻不進反退,何故?
傅斯年認為:一、無法直接的研究第一手資料、只間接的求學問,但是其中可能參雜了不實的內容或偏頗的情感,學究的研究便退步。(直接考證材料與考證前人所書的差別)二、能擴張研究材料者便進步,不能便是退步。三、而學問能擴充研究工具者便進步,反之則退步。有以上幾點看來,可說中國語言學和歷史學衰竭便在於題目固定、材料不再充實、工具不翻新所致。又說了三個負面宗旨:
一、反對國故觀念,研究學問不該有「國」的分別。二、反對疏通(即反推論、假設),強調實証。三、我們不做或者反對,所謂普及那一行中的工作。最後說「科學的東方學正統在中國」就我讀來這句話也擁有濃厚的民族意識,或是別有意涵?

白璧德在〈論創新〉,「現在許多人其實只不過是胡思亂想,但也會被視為具有創造力」,這點跟現在也是不謀而合,例如現在的流行歌、或是一些打著kuso的招牌來亮相的,再來白璧德提出了幾點反思拒絕古典作品勇於創新,其實只是無知和自大的表現(再次強調古典之美)。
 無法判斷什麼是創新,什麼只是偏執古怪的東西而缺乏對以往歷史應有的尊重、人文主義所追求自由與限制之間的平衡沒有一個標準(標準來自於經典閱讀),那麼這樣的教育體制是沒有進步空間的。
雖然說太過個人主義未必是好事,但是以個人主義所強調發揚的那一份人文主義,所劃分的「人文標準」是會幫助區分自己身上的或從別人所得,什麼是創新、什麼又是畸形反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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