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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廷以先生的訪問紀錄》前面先提到了南高時期江謙先生的理學薰陶,然後郭秉文先生引進了留美教育學到的一套,有職業教育的趨向,再加上劉經庶先生中庸之道,提倡科學卻又不排斥固有中國文化,哲學思維高明卻不失理智,反對「白話文」辦有足以與北大胡適抗衡的刊物「學衡」,而在郭先生接任校長時,在南高師成立了東南大學籌辦處。爾後擁有體育館(首創體育系)、科學館、圖書館,前兩者國內絕無僅有,圖書館也極具規模,這是北大所沒有的,郭先生除了網羅劉經庶先生,還有些學術教授在國內首屈一指的領袖,總之和北大不同的,儘管學生沒像北大那麼多出類拔萃的人才,但是東大不敷衍馬虎的精神,卻也沒有像北大翹課鬧事的學生。

梅光迪先生在《論今日吾國學術界之需要》和《九年後之回憶》前文一開始便提到「標準未立,威權未著,不見通人大師,只見門外漢及浮滑妄庸之徒而已」先抨擊了國內學者之淺薄,說現在學術界所欠缺的人才,另外而以師承、專長(訓練方面),嚴格、求真(精神方面)以求真正人才,不「盲目」的順應世界潮流,無主張,成了他人應聲蟲罷了。以培根來講述求真,研究事情應以審慎與客觀的態度,最後以梅光迪先生彙集學者、自由講習、多延攬西洋名師,且派別不同來華講學,建設「新文化」。後文則感嘆劉伯明之英年早逝(即劉經庶),也提到劉伯明治學態度,在東大時期,內部有二暗爭,分別為教育主張、辦事方法,強調人文及純粹科學,為學問而學問不求急切實用。另外也講到劉先生辦學衡雜誌「闡揚舊學,灌輸新知」為特點,也說明劉伯明的教育態度即是如此。
在《評白璧德:人和師》白璧德以儒家視為一種「宗教」,這種宗教是一個具高道德準則的實體,他說這是「儒家學說的復興運動」但因為領導人而失敗了。梅光迪也認為「這樣的運動之所以沒有受到廣泛的注意,得到公平的待遇」因為時勢所迫(胡適新文化派的針對)和自身缺乏創造性,而導致失敗。

最後引白璧德《文學與美國的大學》作結,第一章講「人文主義」,先提到若要講人文主義卻不先為它下定義解釋,只會落得無窮無盡的誤解,真正定義是(Humani nihil a me alienum puto)即表達人與人的關愛之情,真正的人文主義者在同情與選擇之間保持平衡,從文藝復興時的欣賞自由擴張,轉為最高程度的約束與選擇的人文主義。第三章,大學與民主精神,提及以協調自由約束和大量思考與深刻的反思,可用在教育理念上,大學並不是要鼓勵民主精神,反而是要制衡純粹民主的轉變(以雅典為例),所建立的質的標準在某種意義下仍是無法超越的,所以大學的目的可以說是造就有「質」的人。第六章,合理的古典研究, 必須和現代生活的需要與期盼有更多的聯繫,不應傾向重視工具和方法,而遺忘「消化」知識。無論現代語言文學對與古典研究具有多大的補充價值,但他們仍然無法取代古代經典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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