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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如《中國歷代書院志》弁言中提及，傳統書院的興起，最早可始自於唐朝，但那僅僅只能算是「圖書館」，用來放置藏書兼校書的地方；而後人所說的書院則是學者講述自己學問、集結儒人討論講授學問的地方；也可以說是自從春秋戰國百家爭鳴以後，「私學」風華再現的另一波高潮。但到了宋仁宗「官學盛而私學衰」，書院一時沉寂，且已不像以往的私學體系，而是滲入了官學系統，後來雖有朱子重建白鹿洞書院的復甦，但經過了元朝外族強制思想管控（意謂官學更濃厚），以及《明儒學案》、《明紀綱目》所載，天下書院盡毀於魏閹，最後到了清初康雍乾嘉，大力提倡，中國書院制度，終成了教育史上的一環。

在〈士大夫的自覺與政治革新〉與〈社會自由講學之再興起〉二文中，前者有范仲淹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為口號將隱藏在士人當中的意識呼喊出來，展開「慶曆變法」；後者因為南北經濟文化轉移、門第觀念消融、及印刷術的普及，使得講學風氣盛行，更有「師道」應在「君道」之上說。不過兩者的觀念概括相同，都是採取「變革」、「革新」來應對，只不過一個是在朝革新，另一個則是普世價值意識的學術傳播。而自由講學則化分為二，一是程、朱的路子，後為取士選拔的「官學」之用；另一則是陸、王「私家講學」的路子，但就其目的都為了開發民智、陶冶人才、改進政治，創造理想的世界。

趙統的〈江陰南菁書院的治學特點〉一文，首先以胡適寫給鈕永建的一首小詩提及了解此段南菁書院歷史的的人，當時已經鮮少人仍存活，然後隨即談及獨特的辦學理念和治學特點，影響中國東南教育界至深、甚遠。其中便以嚴格操控書院行政作業（包括師資、學生等…。）都是一時之選。且寬鬆的尺度不限學生身分、地域、年齡，但又有序的教學組織與優越給予書院學生治學條件，才是令人著迷之處。除此之外，雖處於自由的研習學風，但南菁書院的學生仍不忘師訓「實事求是、莫作調人」，所以做事是非分明，雖有些時候可能會有踰越的事，但仍敢作敢當。最後便是南菁書院的一貫指導原則「經世致用，與時俱進」，培養出以「維新」改革為傾向的人才，雖然只存在了二十年左右的歷史，但它的確在歷史上留下那耀眼的一頁，也難怪胡適對它產生了濃厚興趣，而對南菁書院做了研究 ，這些都是江陰南菁書院功不可沒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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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關於江陰南菁書院的史料〉 胡適著；姜義華編：〈關於江陰南菁書院的史料〉，《胡適學術文集－教育》，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302-307頁。 (本文作於1958年，1959年6月9日補記一節。原載1959年6月30日台北《大陸雜誌》第18卷第12期，後收入台北文星書店出版的《胡適選集》述學分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