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到世界盡頭

〈利祿之徒與哲學之才〉、〈論柏林高等學術機構的內部和外部組織〉、〈寂寞和交際作為知識增長的條件〉這三篇有些地方相連接著。先來講第一篇，利祿之徒雖然懂得明哲保身、懂得理財規劃（會兜售自己的知識）但卻不懂得哲學之才那般的學者如百川歸海，智慧如長江大河一樣，只懂固守舊知的「腐儒」，不像求知慾盛的哲學之才，只為沽名釣譽一番；第二篇概述在講高等學術機構的重要性，連結中學與獨立的大學，以及強烈反對政府介入學術研究（精神降格與壓抑思維）；第三篇可概括來說交際的用處與寂寞的好處。但其三篇都有講到哲學，循序來說應該是先寂寞培養了一個哲學思維，因為始終處於探索求知之中，因此建立純學術、建立高等學術機構，到最後眼中只有「博大」的哲學之才。 「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這句陳寅恪至死不渝的口號，是在學術獨立觀念的出現之後，才漸漸被發揚傳頌。其先驅者之一莫不以蔡元培為首，以「學術興國」的基本出發點興建大學，又說「改造大學為純粹研究學問之機關」，希望學生在指導下進行自發的研究，講求「純學術」而非「功利性」，能像唐朝一樣的兼容並蓄融入胡族，蔡元培的主張則是強調學術自由，但儘管思想制度都是從德國那「消化」而來的，仍然避免對德國大學直接讚揚，怕國人捨本而一昧接收國外資訊，迷失自我，但對西方文化的態度，則是以孔、孟解釋西方的觀念，以說明其相關性，但也承認西方有其優越性，可取法西方但求「保我性」。 另外，在〈蔡元培時代的北京大學與五四運動〉就有提到當時的北大就跟先秦一樣，「保守復辟派」、「維新派」、「激進革命派」都能混在一起。通篇手法是以日記的手法寫成的，以第三人稱來看當時蔡元培在的北大局面。而其中以「五四運動」為最重要，起因發生經過以及失敗原因，象徵這是一股學生思想潮流的自由，所延伸而出來的「產物」，而後的影響則是擴大了民運運動、拓展了新文化運動，而蔡元培替這民運潮流所培養的溫床，貢獻是極大的。 傅斯年的〈台灣大學與學術研究〉，首先以「教與學的自由」，強調學術發展的先決條件，教學相長是理想，但也有教學相妨的可能性，另外自由的講座制度是難辦的，獨立研究的重要，先集中人才，再來談這理想的講座制度，如何集中人才？這便是學校問題了。另外關於學校的制度問題，仍有學分制度以及系的制度去留？以學術為本位當成目的，制度是可以因時制宜的，而傅斯年所冀望的則是研究所的興立和人才集中後再區分系，否則只是徒增麻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