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到世界盡頭

在張灝〈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轉型時代〉，首先開門見山的便為「轉型」立定，「轉型時代」即是1895-1925的動亂時代，那是甲午戰後的混亂，但同時也是思想知識的巨變。（一、制度性傳播媒介，二、新社群媒體知識階層的出現）。第一點舉出了報刊雜誌、新式學校以及自由結社的學會，主要來說就是所謂思想的解放與激發出的火花（如五四運動時報刊的激增），廢八股的新式學校，以及集結知識份子普遍意識的學會。第二點則有知識份子的歸類與士紳階層的不同，自然所產生的文化認同的差異，且在政治、社會上雖然新知識份子是邊緣 、無根的，但在文化上卻產生極大的衝擊。另外則是在傳統「儒學」聖賢君子所難以涵蓋的，即謂儒家傳統已漸失去其約束力與吸引力，以及文化認同與思想的進化，當知識份子在過渡這轉型時代時，同時也認同此時代激進的文化批判，也瞻望未來的烏托邦式的理想社會。 單從〈近代知識份子自我形象的轉變〉這個題目來看即可括分為三部分， 一、近代知識份子相對於傳統的儒者區別？ 二、自我形象？是些什麼種形象？ 三、轉變，是進化？亦或是退化？或者是兩者皆非的「重建」？ 第一點既然說是近代知識份子，當然就有別於傳統儒者，就我的認知而言差異點在於接收知識的管道與資訊不同，所產生不同的思維。王汎森在本文首先以新知識份子須尋求自己的新定位為題，以新文化運動為一斷點，之前是「舊士」，後一段是「新士」。第二點說到自我形象，當然就想起范仲淹的「以天下為己任」傳統儒者廣闊的胸懷。但新知識份子的形象卻不然，政治上往往被拒於政治中心之外（有別於王安石、范仲淹等），但仍為社會發展的一派重心（另一派則是為工人，強調實用主義）。第三點，所謂的「轉變」，當然不能算是退化的，不過說是「進化」或許也難以形容，是比進化更為強烈的遽變，由晚清的「四民皆士」到「學而優則仕」的中斷再到「無用無道德」反自己的新高度，到最後分化成二派的其一為「工人實用主義派」，以及「偽知識階級」思想控制階段，王汎森結論說以前的「士」是環境逼出來的，新時代的「知識份子」是個命思潮下的改變。 王國維在〈教育小言十二則〉、〈奏定經學科大學文學科大學章程書後〉二文中，前者講求教育的需求必須循序漸進的；人才是不可多得不分種族國籍的；興辦好高等教育留住人才，後者則是先講為何哲學科是別人必廢此科的原因，和自己保留的原因，以及經學科大學與文學科大學為何不可分的原因。 ------------------------------------------------- 1.知識份子的邊緣化表現得最清楚的是在政治方面。戊戌變法時代的康有為、梁啟超無疑是處於政治中心的地位。但是在孫中山所領導的革命運動中，章炳麟的位置已在外圍而不在核心。節錄自，余英時，〈中國知識份子的邊緣化〉，《中國文化與現代變遷》。